【文化】《百年孤独》译者范晔:在西语世界里自我迟缓

青春报 青春未命名


采写丨青春报记者 李婷婷


2014年4月17日,下午2点,范晔坐在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广场的长椅上发呆。作为《百年孤独》被授权的第一位中文版译者,范晔觉得眼前的一切有些不真实——沿着海边城墙一直走下去,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而此时,马尔克斯刚在墨西哥的家中逝世。

象寄门下


今年37岁的范晔,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自称“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在古语中,翻译人员被称为“象寄之才”。在翻译《百年孤独》之前,范晔还译过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小说《万火归一》。


在当时西语文学翻译界论辈分资历的情况下,选择三十出头的范晔翻译《百年孤独》的这一行为难免显得大胆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在2011年范晔版《百年孤独》的首发式上这样解释:“范晔的才华并不受其年龄所限,他所翻译的《百年孤独》找到了马尔克斯的语言风格。”


今年7月,范晔出版了《诗人的迟缓》。这本号称范晔私房书单的西班牙语文学读书札记,在如今西班牙语文学大有成为新文化热点的势头下,以范晔独特的诗意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叙述风格,讲述了西班牙语文学的相关文化背景和文学源流,分享了范晔切身感受的浩瀚而绚丽的西班牙语文学世界。

诗人走在迟缓中


编剧史航这样阐释“龟兔赛跑”故事的寓意:乌龟和兔子赛跑,乌龟勤勤恳恳朝着目地的前进,兔子跑一段睡一段。“我的选择跟兔子一样,”因为乌龟就是为了夺冠,而兔子,本来就是为了睡觉做梦,而不在乎是不是会夺冠。“我们早早地识文断字就是为了在文学当中长久地耽误自己。”


这是史航理解的“迟缓”。而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的迟缓,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待作品的态度上。1941年动笔的《心灵的内容》1969年才出版,1949年就问世的《燃烧的房子》1967年定稿到1981年再次修改。罗萨莱斯常说,不管何时出版都太早。他认为,我们每说出一个词的时候都是在为自己自传而不自知。既然每个词都包涵着我们全部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慎重其事,迟缓自然是难免的。


在西班牙南方城市格拉纳达一处不起眼的小广场的墙垣的蓝白瓷铭牌上,记录了罗萨莱斯的一首诗:


好像有条不紊的溺水者计算多少个浪头才能够把自己淹没,

算了又算,以免出错,

直到最后一个,孩子一样高的浪头没过前额,

我也是这样活着,像浴缸里的纸马一般盲目地谨慎,

自信我一生从未失误,

除非有关我最爱的失误。


1936年,诗人洛尔迦在罗萨莱斯家中被捕后被秘密处决,这阴影笼罩了罗萨莱斯一生。多年后,友人兴奋地告知他当年那个告密的人已经死了,而罗萨莱斯却回了一句:“可怜的人!”他慢慢而仔细地用布擦着眼镜片,“我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而他一直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一辈子背负十字架的人是他。”


范晔曾在西班牙南方待过一段时间。不同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非常欧洲范的城市,他待在人口约30万的南方城市格拉纳达。在那里,“迟缓”并非表现为死气沉沉,相反却极具活力,游客集聚地和大学城都在此汇合。“我常走的那些小道的路上,对面就是阿尔罕布拉宫,两边都是16、17世纪的房子,走在这样的小路上,就像走在另一个时空里。”阿尔罕布拉宫融汇了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风格,是昔日摩尔人的皇宫。“路上总有种慵懒的气氛,有些艺术家会在路边弹奏各式各样的乐器,有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小伙子会在路边卖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小制品。”


但范晔并非意在把西班牙南方的“迟缓”生活理想化,他从中看出另一种不同,即生活的模式和追求的理想并不止一种。“所以我挺害怕看一些综艺节目比如《中国好声音》,虽然里面那些年轻人勇敢地追求梦想,但我觉得那太单一,好像理想非那样不可。”


有时候迟缓并非没有活力,相反可能是太有活力的象征,就像一个人结巴,有可能是因为他想得太快。“我倒不是想用迟缓压倒一切,而是想在这个迅疾的社会里增添点迟缓的东西,让这个调色板丰富一点,这也许是我在这本书中最大的野心。”

他的表兄弟们


1968年。5月,巴黎爆发大规模游行。8月,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12月,那是一个冬夜,应米兰·昆德拉之邀,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踏上了从巴黎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这三位“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主将,一路上侃侃而谈。临睡前,富恩特斯随口一句“爵士乐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钢琴的”,让醉心于爵士乐的科塔萨尔格外振奋。他挥动着骨节粗大的双手,仿佛是在展示一堂精彩炫目的课程,直到凌晨,科塔萨尔管风琴般的深沉嗓音才渐渐淡去。


这个故事让在拉美作家中更加欣赏科塔萨尔的范晔莫名兴奋。他不禁想起科塔萨尔的一句话:“生活中没有比偶然的遇合更必然的东西。”


1984年,在得知科塔萨尔逝世的当天,富恩特斯打电话给马尔克斯。曾做过多年记者的马尔克斯却回答:“卡洛斯,不能报纸上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马尔克斯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冬夜里科塔萨尔带给他的震撼式惊奇。“所以我们知道,科塔萨尔从未离开,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富恩特斯在一次“向科塔萨尔致敬”活动上,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演讲。


在拉丁美洲那一代的作家群体中,他们常以“表兄弟”相称。1971年的平安夜,略萨、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多诺索在略萨家里度过。夜深时,略萨和科塔萨尔偷偷找出马尔克斯两个儿子的遥控汽车展开激烈的比赛。


史航这样描述拉美作家的“表兄弟”关系:“我觉得那不是见面称兄道弟的江湖气,而是又陌生又熟悉的血缘感。”只是这种大家庭似的其乐融融,彼此间“真正的友谊,深切的爱、了解和敬佩”没能长久。若干个圣诞节过去,他们纷纷成了文学巨擘,但多诺索不由感伤地说,“有些人变得多些,有些人变得少些”,大抵都变了。

跳动的历史脉络


截止到今年,在107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有27人,居首位。而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有11人,居第四位。


从地理的角度上看,西班牙语文学划分为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西班牙文学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两种类别各有其民族历史积淀,但其间的区分并不显而易见,尽管拉美国家与西班牙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殖民带来的不对等地位使两个地区的文学各有偏重。


从20世纪初追溯而来,当西班牙在殖民战争中经济崩溃、“九八年一代”作家崛起、现代主义传入的时候,拉美国家作为被殖民国家早已遍体鳞伤,满目疮痍,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语美洲现代主义诗潮”兴起,同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也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拉丁美洲诗人纷纷逃离英法德意等国并汇集到西班牙。此时希梅内斯正是第二代现代主义诗人的代表,并在195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随之而起的“二七年一代”诗群将崇尚夸饰、注重形式的贡戈拉之风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尽管西班牙美洲在此期间远离战场,却内忧不断,传统与现代并存,文明与野蛮同在,其畸形发展始见端倪。智利女诗人加夫列尔·米斯特拉尔抛弃了现代主义的阳春白雪,成为当时后期现代主义的代表诗人,并在1945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


此后,“二七年一代”持续活跃在西班牙文坛,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点燃,新一代年轻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崛起。相较于欧洲的纷飞战火,西班牙语美洲则偏安一隅。这一时期,拉美文学逐步融入西方文学的进程,其复杂的历史积淀使其世界性与民族性相融合,宇宙主义思潮和土着主义运动兴起。


二战结束,西班牙长期处于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下。60年代,西班牙开始大量出版拉美作家的小说。此时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正处在文学大爆炸时期,略萨、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并称“四大天王”。这一时期的魔幻现实主义只是“文学爆炸”中一支力量较大的文学流派。


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文学爆炸”或许早已退去,西语文坛也经历了多次新旧更迭。无论是“复出的一代”还是“崛起的一代”乃至数代同堂,老作家的笔辍不耕和年轻作家的作品涌现都在丰富本已多元绚丽的西班牙语文学世界。

拉美文学在中国


相较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西班牙文学较早被引入中国。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则被归入地理概念上的拉丁美洲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整体面貌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前,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形象处于被建构状态,大多被归为革命文学。


随着改革开放,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诸多作家的作品引入,其中被中国认为是拉美文学代名词的《百年孤独》甚至引爆当时的文坛,它所带来的震撼带动了中国对本土文学的解放,一时《百年孤独》式开头被多加改用。


90年代以后,《百年孤独》在中国的地位中依然未被其他新引进的拉美文学作品撼动。继马尔克斯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分别在1990年和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和略萨也没有再度引爆中国文坛。而随着文学在中国整个社会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拉美文学回落到似乎属于它的“小语种”文学的一隅,但随着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的逐步引入,拉美文学作为一支强有力的文学队伍依然影响着中国。

史航这样说:“我记不住拉美作家完整的姓名和国籍,因为他们是一伙的,而我是远远看着的。他们的世界虽然各有区别,但整体气质是契合的。”而在范晔看来,拉美文学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有整体气质的话那恐怕也难以简单概括,或许拉美文学的魅力也恰恰在这难以言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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