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2019年第三期目录

民俗研究 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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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刘晓春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岳永逸 

 “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

胥志强  

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根源、局限及超越

民俗史

陈泳超  

“茶筵”的历史及其在常熟地区的现状考察

董莉莉  

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 

徐晓青 

胶东半岛上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集体记忆

民间信仰

周 星  

三“座”昆仑山与中国“大风水”

尹晓龙 

西汉太一神祭祀与元宵节起源——唐代崇道思想下的政治附会

于沁可  

论草木精怪的文化发生

民间艺术

戚 悦

从“钟鼓乐之”看«关雎»之义

白 琼

“礼仪美术”与“心灵图谱”——安徽天长地区“天官画”的形式、流变与功效

唐 玮

近代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的民间审美特质

陈景娥

社会转型中的民歌传承与变迁 ——江山“村歌”的观察与思考

田野报告

赵旭东 张 洁

“差序”秩序的再生产——围绕皖南一村落丧葬仪式的时空过程而展开

王 琴

“文化”论抑或“食物系统”论?——粤北乳源瑶族的食物禁忌及其疾病观

刘目斌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精彩预览:


学术前沿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

 ——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刘晓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


摘 要: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

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专指前门外那个三教九流汇聚而称作天桥的地方。从市场、市声、剧场、博物馆、地铁等不同空间观之,今日北京城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目前,以百老汇为模版,在天桥地界纷纷耸立的诸多豪奢建筑,并不仅仅是景观、剧场。它们在不停地强行嵌入、叠写天桥,又力求全方位覆盖以刷新。作为“老街”,杂吧地儿天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方法,至少是一缕永难泯灭的“念想”。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就有可能重新评估世界范围内类似地方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可能生存的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行的动力与助力。



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根源、局限及超越

胥志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异化的反思和反抗,这构成了学者的民俗研究和大众的民俗主义的共同根源。民俗学中的重要主题如个人本真性、共同体和手工美学等,是自我异化、社会异化和技术异化的反抗性想象。但由于其缺乏唯物主义视野,这一反抗的效用是有限的。只有在正视异化现实、变革异化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本真性。



民俗史


“茶筵”的历史及其在常熟地区的现状考察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 要:“茶筵”指的是太湖流域民间专门款待太姥及五通家族神灵的特殊仪式活动。该活动在明代中期即有记录,如今在太湖流域仍有大量活态遗存,涉及到宝卷、神歌、道士作法等多种民间仪式门类。梳理其历史记录的各种细节,再结合对常熟地区的田野调查,可以勾勒它在该地区的当下面貌,并将历史与现状作某种贯通理解。



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

董莉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依儒家文献记载,衣左衽者有两类:死者、夷狄之人。两汉时期,“左衽”成为区分中原人民与夷狄之人的标志。然而,根据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原地区的官吏、妇人、奴仆、神仙等都有衣左衽的情况,这说明“左衽”在这一时期不是指具体的服饰特点,而应当是一种文化观念。引起汉代“左衽”的原因有:汉代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军职尚左是汉代武士左衽的重要原因;受胡风的影响,汉代社会上层出现了穿胡服的习尚。



胶东半岛上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集体记忆

徐晓青(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摘 要:今胶东半岛一带广泛分布着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后裔。在明代官方文献中,没有成规模地从云南向山东移民的记载,这场大迁徙基本上是一个民间话题,以族谱、故事、传说、日常生活习惯、体貌特征,特别是丧葬习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云南与“小云南”某些移民传说又与其他移民传说混淆一起,致使当今的研究不免落入其窠臼之中。



民间信仰


三“座”昆仑山与中国“大风水”

周 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中国古代神话中最为着名的神山——“昆仑山”,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复杂寓意的象征。在将“地理昆仑”和“文化昆仑”予以区分的基础之上,还应进一步将“文化昆仑”区分为“神话昆仑”和“风水昆仑”,指出在“地理昆仑”“神话昆仑”和“风水昆仑”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联性。这三“座”昆仑山均非孤山所可理喻,虽然它们在不同“学科”(自然地理学、神话学、风水学亦即古代地理学)中各有不同的文脉和逻辑,但彼此之间却又相互证明、相互渗透。以对三者关系的辨析为基础,进一步探讨覆盖全中国的“大风水”格局,可知“风水昆仑”作为看不见的龙脉之源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汉太一神祭祀与元宵节起源 

——唐代崇道思想下的政治附会

尹晓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元宵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节日。关于元宵节的起源,目前有诸多说法。其中,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祀太一神”的说法最具影响力,也即“太一神起源说”。“太一神起源说”出现在唐代,但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从节日节期与活动内容来看,“汉武帝祀太一神”与元宵节相去甚远。而且,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太一神祭祀活动至西汉末年就已经消亡,只有祭祀制度得以延续。唐代出现的“太一神起源说”是明显的附会,这与唐代统治者的崇道思想有关。



论草木精怪的文化发生

于沁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 要:草木精怪是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故事中一类有趣的文化形象。但是,草木是如何以精怪的形象进入文化视野的,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和论述。志怪小说中记述的诸般草木妖怪,不仅仅是所谓“原始思维”“树木崇拜”“物老成精”观念的产物,也不仅仅是佛道思想浸染下相伴而生的副产品,它们植根于古人观察、认识世界的象征性思维,并受到诗赋等文学创作门类的熏陶,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民间艺术


从“钟鼓乐之”看«关雎»之义

戚 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关雎»在«诗经»中的地位无可比拟,对它的解说也迷雾重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马王堆帛书«五行»、上博简«孔子诗论»以及一些周代墓葬考古乃至田野调查的资料,结合中西学界所取得的有益成果,重新审视这一特别之作。可以说,无论婚礼诗、王室诗、祭神诗还是爱情诗之说,都与对“钟鼓乐之”一语的理解密切相关。就现有文献资料而言,«关雎»确实讲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同时也蕴含着礼重于色的思想。



“礼仪美术”与“心灵图谱”

 ——安徽天长地区“天官画”的形式、流变与功效

白 琼(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美国田纳西大学)


摘 要:天长“天官画”是一种以“天官”为描绘对象、以反映信众心灵需求为出发点的艺术形式,也是汉末以降流行于以安徽省天长市为中心、以临近天长的其它县市部分乡镇为辐射区域的一种民间习俗,并历经近现代变迁而传承至今。天长“天官画”属于“礼仪美术”,其绘制的诸多“天官”画像,是当地民众“心灵图谱”的直观呈现,体现出民俗与艺术的多重互动关系。



近代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的民间审美特质

唐 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艺术学院)


摘 要: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清代中晚期正式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彩绘鱼纹造型,到清末民初制作技艺发展成熟并大量生产,作为民间日常使用品广为流行。简约的线条、富有韵律的造型以及丰富的意蕴,在长期的淄博地方社会生活中,共同凝结为当地窑工及民众独特的民俗审美特质。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制作不乏精品,业已成为地方社会的民俗标志与文化载体。



社会转型中的民歌传承与变迁

——江山“村歌”的观察与思考

陈景娥(浙江传媒学院)


摘 要:中国的民歌概念和西方的民歌概念不尽相同,前者将歌曲作者身份作为主要标准,后者则注重歌曲的传播状况。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民歌,在20世纪80年代即停止再生产,这一现象一般被归之于社会变迁因素,但其实也与长期以来歌曲作者权益的被漠视有关。21世纪初,浙江省江山市兴起唱“村歌”的热潮,村民约请词曲作家为本村创作“村歌”,村民自发传唱“村歌”,这一现象或许可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田野报告


“差序”秩序的再生产 

——围绕皖南一村落丧葬仪式的时空过程而展开

赵旭东 张 洁(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摘 要:人类学关注仪式的结构过程、象征与功能,也关注乡村社会中由仪式的礼俗信仰和文化表征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作为线性时间葬礼以及多维空间葬礼,丧葬仪式在时空、文化、制度等面向上呈现出“差序化”特点。通过对皖南福村一次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基本视角,对丧葬仪式时空过程进行了全面描述,分析了丧葬仪式在时空面向呈现的“差序化”特点,提出了乡村社会的“差序”秩序概念与“时空—文化—制度”(TSCS)平衡框架模型。这一文化模型,在四重关系(时空、内外、历史感和地方感、中心与边缘)上均呈现“差序”化特点,实现了乡村“差序”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再生产。基于“时空”维度上的乡村丧礼仪式所建构的“差序”秩序,成为研究我国乡村秩序重建的一个缩影和观察点,值得深入挖掘。



“文化”论抑或“食物系统”论? 

——粤北乳源瑶族的食物禁忌及其疾病观

王 琴(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 要:特定食物的禁忌及其疾病观,被长期归因于特定“文化”的作用,或被解释为“食物系统”的限制。从粤北乳源瑶族来看,瑶人早先对狗、蛇的禁食,取决于犬祖、龙神信仰下的狗、蛇隐喻。隐喻脱离后,食狗禁忌并未解除,至食物结构与家畜饲料改善后,在汉人饮食风俗影响下,狗才变成“好吃”的食物。由此审视“文化”与“食物系统”的解释范式,可知前者往往忽视背后的现实与意图,前者与后者各自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特定的食物禁忌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表征,在历史情境中把握“关系”,有助于厘清“文化”与“食物系统”的作用机制。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 

——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刘目斌(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暨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值班编辑 | 杨珍珍

责任编辑 | 龙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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