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担与插占:湖广填四川的早期民俗记忆

孙和平 巴蜀风物志

重庆湖广会馆内反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图像


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四川移民社会出现文化碰撞、激荡、交流、融合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过程。这一历史性文化转型变革所引起的民俗结果,就是产生了村院和场镇两大地区民俗类型。以大杂居、小聚居、红豆树、三合院、吊脚楼、永州腔等为代表的特色性村院民俗事象和以栅门、商铺、作坊、茶馆、会馆、川戏、赶场、打乡谈等为代表的特色性场镇民俗事象,共同构建为四川移民社会的民俗文化体系和整体面貌 , 它犹如清代以来四川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四川移民社会多姿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形态以及民俗文化变迁。





一、“落担”移民聚落的确立





在四川各地,移民后裔口碑中不难听到“落担”、“落担始祖”、“落马始祖”的说法,在谱牒一类地方文献资料中也间有记载。“落担”是指湖广移民千里跋涉之后,放下行李,选择落籍于四川某个地方,从此定居落业下来。“落马”也是这个意思。在传统民俗意识里“马”、“骑马”都是威武、尊贵、荣耀的象征符号。“落担”的说法当然就没有“落马”那么气派, 那么有脸面了。一字之易 ,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民间社会夸富、冒大的民俗心理现象。

达县方言有“占黑漆”一语,也是指落籍定居。四川日照少 、雨水多 、阴天多云 、雾气重,湖广移民在迁徙路上深感不适。因此,当见到一个地方天青日朗、格外晴明之时,心情随之而明朗快适,往往就地落担定居,不想再走了。

各地民间有关“落担”的说法还有很多,开江长岭乡广西沟李氏家族世代传说,“湖广填四川”迁徙路上,先祖路经广 西沟其地,拟稍作休息,殊料先祖拿随身携带的木碗取水解渴,碗却掉落井底。一行人顿感惊异,认为这是上天在冥冥中的暗示,他们的衣食营生就在此地,别无选择。

巴中市巴州区光辉乡宋兴村三社别姓家族,祖籍陕西西安府富平县东河里麦子店 (今觅子乡别家村 )。据别家口碑传说,清康熙年间,先祖别结离去世后,别氏三兄弟由秦入蜀,行至巴州中二甲柏顶子山大垭门下,看见白果树 (银杏 )开花,以为吉兆。二弟维汉说 :“哥 ,咱不走了,就在这儿安身吧。”遂将先父灵骨葬于柏顶子山下龙头,就地插占落业。

风水堪舆也是移民落担入籍的普遍动因。祖籍湖南零陵的朱氏家族,其始迁祖梁老孺人,携三个儿子千里风尘,历经艰辛。一日进入新宁县骑龙乡境内,天色将晚,凉意袭人,偶见沟底竟藏有一户人家,正冒炊烟。主人是一对年轻移民夫妇,有意留他们同住一地,也好多一些人气。梁氏心有所动。次日,梁氏起了个大早,将狭沟里外踏勘一番 ,看重其 “太极图”形风水地貌,决定落担于此,扎下朱家的根脉。

开江杨柳乡落山槽唐家湾唐姓,入川始祖唐西政,广西博白县人,”落担“之日,在房前栽两棵柏树,寓意落业生根,起根发脉。数百年来,柏已苍苍,傲岸于岩口之上,成为远近一大标志性景观。古柏裸生一大根系,横七竖八,盘错于大岩石之上,提供了天生坐凳,过路人无不在此遮阳避雨,歇歇气,抽抽烟。

关于“落担”,成都机投场刘姓老人说,他小时侯在中江县仓山镇龙怀村老家,见到祖先挑担上川的桑木扁担和竹箩篼,已保存了三百年。每年清明会才拿出来供在神龛上。

无独有偶,另据赵长松《三台客家研究 》一文(载《四川客家通 讯 》2003年第1期)记述,三台县西平吴氏宗祠正殿横梁上据说密封着祖先上川一路担担卖苦力的一根扁担。吴氏家族系客家民籍,祖上来自广东。刘、吴、唐三姓都珍视着祖先上川落担时所用的“担”,对祖先的“落担”做出时空定格,加以神圣化 ——这是来自民间的一种中华文化意义上的深刻 : 扁担与大梁联系在一起,便成了移民族群的一个民俗象征,象征了移民先祖不畏险阻,敢挑大梁的顽强奋斗精神;把扁担竹箩篼供奉在神龛之上,反映了移民后裔对“落担”这一民俗文化价值的崇高性认识和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意识。”落担“者,安居落业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社会和谐、人民福祉的理想所在。

重庆湖广会馆内反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图像






二、“插占”移民经济的催生





早期移民所到之处,几乎是人烟断绝,土地荒芜。政府为鼓励耕种,任由入川移民占有土地。故四川民间有“挽草为记,手指成界,占地落户,报亩定籍”之说。而这一移民社会的重要事件,被赋予一个富有民俗色彩的词——插占。各地也说成是“插业”、“插占落业”、“插标占地”,成都平原如温江、双流等县则普遍说成“插茅杆花”。另据研究,四川方言“那一指”也是源于早期湖广移民以“手指”方式界定所插占的土地范围。此语在当时使用频率很高,久之便借代为 (所指的)某一个地方。(见孙和平着《四川方言文化》,巴蜀 书社 2006年)

康熙二十九年 (1690)清政府颁令:“凡他省民愿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子弟入籍考试 ;凡流寓之人,准所垦荒地给为永业,发给照票。”清道光年间《巴州志 》:“秦、楚、江右、闽、粤之民 ,着籍插占。”后期已无土地可占,移民多为“买业”户和“租业”户。“插茅杆花的”语义又得到引申,喻指迁徙早、创业贡献大、资格老的一辈人。

从原始公社制度开始,便有了在开垦的荒地四周设置几个茅草活结的民俗传承,这在民俗学上称为“占有标”生产习俗。其基本特质是以实物记事,实事象征某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意义。占有标虽只是一个外在符号,却折射出了这一符号所蕴含的插占、置业、创造等的理念和移民的文化。清初移民恳荒时传承的“占有标”习俗 ,多是“挽草为结、捡石划界”, 或以树枝和竹插作标杆。在川西平原如成都,则是漂亮的茅杆花 ——岂不更富有诗意色彩 ! 岂不使圈地标志更突出更好看 !

而且,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土地是耕作了三千多年的熟田熟土,虽然荒芜已久,但毕竟只是蓬蒿丛生,还不可能长出好高的树和竹一类的木本植物。即使已有的树木和竹林,那也是不可随便损毁的吧 ? 看来,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环保和生态的意识呢。插茅杆花的那段历史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民俗传承性使它们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之中。比如,服务小姐用餐巾精心折叠的“芦笋”标志,插入贵宾席或老板席前的高脚玻璃酒杯。那意味,除了表示资格、威望、尊敬之外,也往往表示“埋单”呢。

大约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各地“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移籍者已无“插占置业”和“讨占置业”之可能,当是佃田耕种,以为生计。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致使耕作区由平坝、沿江地带逐渐向丘陵和盆周山区拓展,梯土梯田耕作方式出现前所未有的开发规模,并成功引进四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玉米、红苕等旱地高产作物。由此 ,各地耕种民俗和饮食民俗相应发生变化,不少新民俗活动形式开始出现,例如川东北山区在玉米(苞谷)地里演唱“薅草锣鼓”,以活跃劳动气氛、提高劳动效率,也是驱赶猴群野猪,保护玉米苗不受践踏的好办法。由于红苕的普遍引种 ,“抵了半年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口剧增带来的吃饭问题。而且川人饮食结构也因此而发生变化 ,更趋丰富多彩。以“苕”为题的民俗事象不可胜数。

湖广填四川示意图(图源:国家人文历史)





三、原始交换的终极价值与民俗变迁





原始交换也是移民社会初期的一个普遍的生动有趣的民俗事象。据四川史籍记载,清代移民之初,白银一两“可购十亩之地”,更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换田数十亩者”。到了乾隆年间,土地行情大变,一亩田卖银已达五两上下。

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记,今开江县讲治乡灯塔村杨氏,其先祖于“康熙皇三十六年八月廿六日入川”,因随身所带的精致陶壶招人喜欢,因而换得三清庙数亩土地。杨氏后人为纪念这一交换而取该地名曰“壶坪坝”。合川县有一小地方曰 “袜子沟”,系移民“插占”时 ,原主人为孝敬老母,不惜以一匹沟的土地从后来移民手中换得新织线袜一双而得名。前述朱氏家族始迁祖梁老孺人,携三个儿子路经新宁县骑龙乡境内,遂以随身携带的锣鼓相抵,换下一片地方,取名“锣鼓冲”。前述开江广西沟李氏先祖以花裙换得七亩水田,从此安身立命,耕读传家。以花裙所换之田,被意味深长地取名叫“花大丘”,以作为后人世世代代的永远纪念。

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初期出现的原始交换,再现了古老的民俗历史,其相互赠与成分所充溢的淳厚感情和质朴风俗可谓一脉相承,但是,它毕竟发生在一个特定现实环境之中,一 双袜子与一条山沟的交换,一只壶与数亩田的交换,远远超越了“等价”的原则,是现代商品市场所不可思议的。究其原因,人烟稀少、诸务草创,移民族群的当务之急是拓荒开垦,至于传统耕作与工匠等的社会分工,虽然是社会的必然需要,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分散的 、零星的,不管人们是如何地感到不便,那也只能是搁置一旁,无暇顾及。再说,长期经历战火劫难,远近的交易市场早已不复存在,你上哪里去买卖呢 ?

从更深层次探讨,在人烟稀少的特定初期移民环境下,当轻松获得大量土地财富之后 ,一个更深层次的价值需求开始严峻地凸显出 来 ——人脉。托尔斯泰说过,对于人来说,最为可怕的是寂寞。更何况,移民们正陷于离开母体文化之后的情感危机之中。此时此刻,紧迫的价值需求已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脉。留住人脉,聚集人气,已成了当务之急。用一大片土地换取一双袜、一只壶,那往往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物品,而终极的价值目的是“买”文化,从而得到情感精神层面的人脉文化需求和满足。而这也正是“原始交换”古老民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同时也让我们真切而生动地认识到,民俗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发生演化与变迁的。





结语





综上所述,以“落担”、“插占”等民俗符号为标志,我们看到,“湖广填四川”造就了一个新型移民社会,无论是它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是它的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基本格局的人文环境,都是一派生机勃发,所产生的以“移民”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形态,在经过一番迁移流动之后,开始聚合、积淀,以全新的民俗面貌出现在新世纪的黎明曙光之下。

“落担”、“插占”意味着移民聚落的开始,移民经济的生长。移民祖先落担之地,以其聚落房屋为标志,被后世称作“老屋院子”、“老屋头”、“老屋基”等,往往成为一个家族的象征,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所蕴含的亲情乡情意识,为世世代代传袭,亘古不移,成为三百多年来典型的“湖广填四川”早期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珍藏在世世代代川人的心中。




作者简介:孙和平,四川开江县普安镇人。早年当知青、修铁路、作乡村代课教师、县文化馆辅导工作人员。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上海师范学院现代文学研究班结业。曾在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数年,后调入成都。现任教于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教授。





✎ 来源说明 

本文原载《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作者孙和平,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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