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博物馆信息学的形成

中国博物馆杂志 文博圈

初论博物馆信息学的形成

作者:祁庆国


摘要:

博物馆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在博物馆行业解决问题、推进发展的过程,与博物馆学相结合的过程, 就是博物馆信息学形成的过程。从基础资源,到常规服务,到运行管理,到学术研究,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结构,都在改变、发 展,形成了信息化方式的、完整的博物馆架构。可以看到博物馆信息学的对象、范围和作用已经基本清晰。


近三十年来,在全社会快速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博物馆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博物馆运行全流程都已经基本实现数字化方式,这一进程还在加快推进,博物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博物馆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在博物馆行业应用的过程,与博物馆学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博物馆信息学形成的过程。


从基础资源,到常规服务,到运行管理,到学术研究——数字人文研究(形成新知识、新理论),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结构,还有标准和规则,深层的运行逻辑与表层的实现方式,都在改变、发展,形成了信息化方式的、完整的博物馆架构。通过本文的简单总结、分析,可以看到博物馆信息学的对象、范围和作用已经基本清晰了。




1.数字移植资源(间接数字化资源)

这些资源原本不是数字形态的,是经过数字化方式,如拍摄或扫描转化成为数字文件。包含以下多种。


首先是藏品信息档案,即以纸本为介质的藏品信息记录。博物馆藏品所具有的信息,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基本信息,如出土地点、尺寸、材质、纹饰、颜色等本身自有、客观的信息,以及部分藏品自身标明的名称,因为有很多藏品的名称是收藏者、研究者根据研究、考证结果命名的。


其二是管理信息,即收藏单位为实现科学、严格的管理,所附加的信息,如藏品编号、收藏位置等;统一格式、标准化的藏品名称,也是管理信息。


其三是知识信息,即经过研究揭示出来的藏品所蕴含的历史、艺术、技术、宗教等方方面面的信息。


以“主题词”方式,划分若干维度、层次,对藏品的知识信息进行标注,可以帮助人们把许多藏品迅速、准确地建立起关联,这对于学习或研究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原来是凭人们的大脑记忆、知识积累来关联的。


其次是藏品本体外观影像或图形记录,如照片、拓片、实测图(绘图)纸。


其三,以纸本为介质的学术文献资料、其他相关档案资料,如博物馆工作文字记录、工作记录照片、观众留言册等。


2.数字原生资源(直接数字资源)


随着计算机、网络相关等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系统、网络平台、移动网络平台上生成的数字资源, 即数字原生资源(直接数字资源)。


比如,观众在博物馆网站填写参观预约资料;观众在展厅参加互动展示项目,在系统里留下的语音、绘画、问卷回答;艺术家创作的数字艺术作品,以及网络游戏、网络课程、网络文学、网络综艺节目和电影;还有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大家发送的信息等等。


这些都是直接以数字方式生成的资源。到图书馆查阅图书、期刊,与在网络期刊数据库里检索资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由于方式的不同,直接带来效率的飞跃式提升,进而带来思考的广度、深度,以及角度的改变。


创作一幅油画,与创作一件(部)可以自动演进(生长)的数字(网络)艺术作品,在思维方式、创作方式、传播与反馈方式上的差别就更大了,后者体现着数字文化内在的规律和逻辑。在今天,对于处于刚刚进入数字时代的人们来说,能够认识并理解这个差异,就会把握住其中的规律和逻辑,对于应用好这两类资源大有帮助,于创造更好的数字资源,进而推进数字文化的发展大有帮助。



近年来,在历史学界、图书情报学界,数字人文研究发展很快,技术上的突破,学术研究上的探索, 都使数字人文研究在真正解决学术问题越来越具有力量。已经有更多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加人其中,而不再是怀疑,观望。


其实,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博物馆领域。上海博物馆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成功实践,配合董其昌作品大展,上海博物馆挖掘董其昌作品、生平等方面的资料,汇集成为一个展示、检索平台(集 合),以可视化方式立体展现董其昌本人及关系人的情况。当然,这还仅仅是起步。


数字人文研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统方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在以前意想不到的领域获得发现和认识;某些研究工作推进的速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传统方式;知识的集体记忆和研究协作得到全面强化。这就意味着知识生产方式改变了。


学术研究成果是构成博物馆资源的重要部分,是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知识传播服务的基础,博物馆应该向社会贡献新理论、新知识。数字人文研究在博物馆的生根、结果,标志着博物馆资源生成的支撑——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将进入数字人文研究时代。



博物馆实现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实现其社会职能,其基础是数字资源。因为,今天的博物馆如果只是举办实体藏品展览、举办现场社会教育活动等,已经不能被观众接受了。


博物馆最初诞生的时候,是把皇室或私人的藏品公示出来给社会公众参观,以帮助公众学习,提升他们的素质、劳动能力;原本他们很难有机会欣赏到这些历代艺术品、历史见证物的。


如同博物馆建立之初一样,今天的博物馆也要开放资源,只不过现在开放出来的是藏品、展览等的数字化资源,包括知识产学习课程等;跨越时空,更深入、更广泛。


这一深刻改变来自于二元空间结构(人与物 理空间)进入到三元空间结构(人与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博物馆二元空间结构的时代就是以实物藏品资源为基础的时代;博物馆三元空间结构的时代是以实物藏品资源加上各类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时代。这体现了博物馆进入新时代的含义所在。


博物馆提供数字资源的方式包含很多种,在现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空间可以有许多方式,这也是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各样成果;其内容主要是藏品信息、展览信息、文献资料等;而数字服务包含教育课程、益智游戏、艺术品鉴赏、社交活动等。


数字资源提供的服务对象,除了常规概念的观众,也包括学术机构、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以及文化创意企业。




在实物展览展览时代,博物馆的服务主要是在现场进行。包括讲解、辅导班等社会教育活动,即使是走出博物馆,进人学校、社区,也是现场服务;只不过是没有在博物馆的现场。


信息时代博物馆的服务不再局限于现场,这是对博物馆服务能力的巨大提升,信息学的应用使博物馆的业务格局、服务架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现场受众的范围、人数,肯定远远超过现场受众。


这既是全社会各行业信息化建设发展带来的成果,又能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因为博物馆的效益就是提升公众的素质和创造力。


网络的力量在于可以汇聚无数分散的个体,比如借博物馆某项知识信息的提供,启发了身处天南海北的许多人,他们或在某一问题、或在各自专业(职业)上焕发出来的认识和成果,会是令人惊叹的。


以故宫博物院实现网络售票为例,解决了午门前排满长队购票的大难题,不让观众受累受罪,也消除了诸多安全隐患。这是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的典范案例。



信息化的实现,使“因材施教”的理想真正实现,可以细化受众,量身定制,基于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数据库,运用亲切、便捷的网络工具,同一展览的介绍资料或知识读物,可以因对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尊重,使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进而使更多人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


目前,博物馆虽然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样的服务,但是基于网络的社会服务、商业服务已有很成功的案例,如“YOU 选”网,连接的是客户与服务,而不再是客户与产品。印一本书,应对所有人的局面就要过去了。


在保健服务方面,国外已有基于网络和数据分析系统的服务机构,客人把身体检查的各种数据、图像发给服务机构,该机构可以给出饮食、作息、运动、治疗等方面的建议。


那么,这样的商业模式的意义在哪里?


从以往的

客户(服务对象)+产品模式

变成了

客户(服务对象)+定向服务


服务提供方选择、甚至制作或加工、组合系列化产品和服务行为(即不仅有实体产品),共同构成量身定做的定向服务。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大飞跃。


博物馆的知识服务道理是相同的,上述服务方式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学习效果。博物馆承担的是社会教育职能,帮助公众提升综合素质是重要任务,那么,这样的定向服务或说个性化服务是更加适宜的。



传播手段的丰富,体现在现场传播手段的增加和改造,以及非现场传播手段的不断涌现。


现场的影片、动画播放,沉浸式交互展示,等等方式,使实物展览的感染力、解读力明显提升;观众可以动手参与的数字互动式项目,不仅使观众在体验中获得知识,更是博物馆收集观众反馈及即兴作品的好方法,观众在参与互动项目中生成的即兴作品(无论是照片、视频、画作,还是留言)或某种呈现(痕迹),应成为信息时代博物馆的新藏品;换言之,藏品不仅有实物形态的,也应该有数字形态的,因为这 是信息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成果。


数字互动式项目在国内外博物馆中的应用已经逐渐多起来了,而有意识地收集观众的即兴作品还比较少。


非现场传播手段因为建立在网络空间,所以发展空间难以估量,5年以后能够达到什么水平是难以想象的。仅以目前情况看,就已经是大有突破了。


博物馆展览推介的信息,借助微博、微信可以在一个晚上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开。一层层朋友圈(群)的放大传播效应是传统方式难以相比的。


网络空间的传播,很快、很广,而且信息投送的针对性、准确性比电视这样的媒体要强。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基本都是在朋友圈(群)中传播,志趣相投的人才会在同一朋友圈(群)中,圈中所发、所传的信息大致是本圈参与者感兴趣的。


如果知识课程,那这样的传播就是非常有效的。现在若干博物馆社会教育机构的展览讲解课,其扩展基本是口碑效应,参加过课程的某位家长会把评价和照片发到朋友圈里, 其他家长必然会有反应。


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热得快,冷得也快,新的关注点不断涌现。


那么,持续吸引众人的关注就是需要下功夫的方面。而资源雄厚的博物馆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主要看是否措施得当。不能靠噱头,而是靠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而博物馆所陆续发布的信息,即使不标明是某系列某集,它也应该是以知识体系为底层支撑的,是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是以不同形式呈现。进而需要博物馆的表达语言也能与时俱进,合时宜、优雅且精确。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典型。


数字方式传播与纸本时代的不同,也是其更有力量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设计的作用更加突出; 这个“设计”是综合的,不仅仅是美工,也包括素材的组织、功能的构思与实现。


设计在数字方式传播时代,更是表达想法的方式。博物馆的数字方式传播, 不论是网站页面、手机页面,还是交互体验项目的画面,以及音效等,既是平面设计、视觉叙事,又是基于时间的(动态)的、交互(双向)的,涉及技术人员、美工人员和学术人员更深的共同合作,这决定着知识组织与传达的准确性、有效性。


进而还需思考的问题就是:数字方式传播的美学观念。现在的动态影像和信息可视化作品(项目)等需要解决的美学问题已经超出以往既有成果;从已有成果看,某些着名新型企业的表现好于博物馆,所以,对于博物馆来说,这的确一个重要任务。



博物馆身份的转变,是社会整体发展促成的,社会观念、主流价值观的发展,社会公众整体知识水 平、修养水平的提升促成的;当然也与信息时代的到 来有很大关系。


与信息化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为实现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而且不是与很少数观众代表互动,是与广泛的观众互动,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首先是参与互动观众的广泛性得到实现, 观众及时、便捷地发表见解或提出问题得以实现。

其二观众借助网络及网上资源库,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之社会公众文化修养的提升,大家知道的更多、判断力更强了。

其三观众表达自己见解和成果的机会更多了,比如以往因出版社编辑的眼光可能会埋没一些好作品,而作者自己还很可能也因编辑(权威)的判断而认为自己的作品真的不够好。


现在完全可以先发出来大家评判。其结果就是,社会文化创造者队伍大大扩展了。所谓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成为一种趋势,其原因也大体如此。


博物馆需要做的,是提供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容易激发观众思考、探索的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和课程,在传讲知识的过程中引发观众(特别是具备潜力的观众)向前探索一步、甚至更多。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博物馆具备了推进到这一步的条件,提供了工具,包括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技术方案;使观众更易于建立知识的关联,形成可扩展的知识系统。技术的突破,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使人们有能力实现更多的技术突破。


可见,博物馆可以成为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博物馆在信息时代所做的改变、提升,会使社会更广泛人群的创造力受到激发,其成果将在各行业各领域显现。


再进一步,这样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交平台,对社会主流观念、价值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信息化建设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藏品资料数字化工作等基础性建设为主,包括藏品管理系统开发、藏品信息录入、 藏品数字照片拍摄等;这一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技术方案有诸多调整,工作实施也有反复;但是综合评价,工作成果还是比较显着的,为博物馆在多方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段是展览数字展示、观众导览、网站等展示、服务等传播性建设为主,很多博物馆都在展厅、 服务区设置了投影、三维影像、互动式导览等,这一 阶段工作使博物馆的展示手段得到丰富,展示内容得 到扩展,展示效果得到提升;可以看作是博物馆知识 传播服务提升的重要一步。


第三阶段的背景是博物馆进行信息化建设已有较长的时间,对于信息化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了,对于信息化的作用已有较多切身感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技术服务提供机构(服务于博物馆的信息化专业公司)对于博物馆业务规律和需求的认识逐步加深;这样,博物馆开始构建涵盖整体架构,即整个业务体系的信息化系统,从深层次实现博物馆运行、管理的信息化。到达这一步,博物馆整体的面貌就发生了改变。


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工作流程得到优化,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工作标准得到统一,工作精度得到细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可以视作博物馆的现代化得以实现,而不仅仅是用计算机这个工具替换了纸笔。信息科学提升改变了博物馆,解决了、并在继续解决博物馆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问题。


由此可见,像在其他行业或新兴领域一样,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在博物馆所发挥的深刻作用,信息的采集、加工、运行和应用,都已经是以数字方式在进行。所以,博物馆借助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自己。


提出博物馆信息学已然形成的问题,并非认为它已经完备,而是希望引起同仁们的关注,共同努力使其完善,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简介:祁庆国,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信息中心主任,《北京文博》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博物馆信息学。

杂志责编:李晨

参考文献:

[1] 宋向光.物与识一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 [美]安妮•伯迪克等.数宇人文一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二期


识别下方二维码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有一种爱叫做点赞 ·


-END-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博圈立场


文博圈投稿:[email protected]

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