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人先民的明祚情怀与“礼”“孝”认同——以马来亚历史与民俗研究为主例的探讨(三)

曾子文化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海峡两岸49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47篇。这些文章会陆续在此公众号发表。今天推送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王琛发教授的论文《南洋华人先民的明祚情怀与“礼”“孝”认同——以马来亚历史与民俗研究为主例的探讨》,分九次推送。




南洋华人先民——从虚拟明朝共同体建立的真切民族认同

 深入研究南洋华人民俗问题,可能还会引出更多需要从细节探讨的具体问题。许多人在南洋做过田野调查,可能会有相同的经验:去到每一个地方,会发现到当地有很多民俗活动,表面上似曾相识,也会发现当地父老对一些询问总是笑而不答,或者只是提供一些浮泛的答案。但是,这些乡亲父老内部谈论同一个课题,他们难得对外分享的知识,是有可能颠覆掉外边文字书写的全盘思考。


举例子,像南洋民间俗神“大伯公”,还有从马来西亚、印尼到泰国各地的许多华人先民在地的英灵崇拜,都是将已故地方人物由人化神,原本就是先民在地方上的政治历史见证。《礼记•祭法》有说:“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南洋许多在地神明,其神道设教观念其实又是渊源于天地会对《礼记》的继承与认知。同时,先民落地生根会崇拜地方先贤,将先驱人物转化提升为境内老百姓的保护神,不单仅是对有功先人慎终追远、崇德报功,也反映着当地社会怎样看待他们脚下的土地。可是,天地会在他人殖民势力范围宣扬与组织“反清复明”原本就是政治犯忌,可供历史考证的公开文献原本稀少,口述访问也会遇到人们遵守内部誓约的忌讳,况且大家对待昔日白色恐怖经验还是心有余悸;后果是,后人想要讨论各地南洋华人在地造神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探讨先民如何区隔对待不同先贤的英灵崇拜,地方人物总会出现笑而不答或摸棱两可的回应。这固然不能满足研究需要,若研究者本身也未曾主动意识到早期南洋华人是有组织甚至有政治立场的开拓群体,也就难以他们结合如何维护同一时期的传统礼制做探讨,乃至难以交叉应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方法发掘真相。


若参考萧一山编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其中刊载收藏在英伦博物馆的洪门福德祠画像,福德祠左右对联说“福地有尘风自扫,德门无锁月常关”,其概念显然有别于华南村头镇口福德土地庙的无门无锁习惯。洪门入会仪式祭祀福德祠,可以是临时纸扎的,其外貌呈现重门关紧,正象征裡头诸多秘密。若要考究其中渊源,实可参考施列格编写的《天地会》,以书中收集的荷殖印尼1850-1860年代搜获洪门文件,对照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收集英伦殖民政府在南洋各殖民地搜获的材料,以及洪门内部至今也还是将“福德祠”联系“起义”的诗词,可以发现早期洪门曾经延续中华各地先人死后化身当境土地神的神话传说。这些诗词中,提到一位名叫“谢邦恒”的长老,曾经帮助洪门五祖逃亡,在洪门成立以后又曾经在根据地的福德庙前边帮忙接引新丁、筹谋起义食粮,寿终后化现出“本是南山一老翁”的本相,即庙中土地神。以后施列格《天地会》也提到各地洪门尊崇 “义伯”。这些在会党高层领导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被人称为“伯”的,其中常有人领着香主职务,负责主持会中各种仪式,包括处理重要人员升迁赏罚,又有资格评议协调各地龙头老大,会党规范其身份职务的文字还说明,他在流亡着的大明皇朝,是从等同“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的位子向上升迁。所以,根据天地会延续历代皇朝神道设教立场,这样资格的会中长老曾是带领大众到当地开疆拓土的领袖,死后化身保护地方的集体祖神,继续照顾党中结义兄弟与后代,神格当然是高于会党势力范围以内所有一般福德祠土地神,可以走入家家户户厅堂接受香火,并且被认为有资格管理当地大小分区和街头巷尾的土地神,由此便诠释了“我们”对当地的开拓主权。


 但是,就由于反清复明未成,明朝还没有新皇帝登基,所以即使各地“大伯公”仙逝后再怎样威灵普照,即使“大伯公”手下的集体后人认为他们的“福德祠”应定义为职权高于区域内任何土地伯公,并且认为所有小土地神格于反清复明的春秋大义还得听任洪门“大伯公”调度,可是众位“大伯公”成神后依旧不敢僭越明代礼制,不能自封为朝廷列入祀典的城隍,英灵只能继续延续生前的“大伯公”尊称。只是,他们的后辈子弟扩张开拓区,往往也会奉请自己所属会党分支的“大伯公”分灵当地,去管辖新开拓区各村镇土地公,如此就显示“大伯公”的地位有别一般土地神明。


就由于南洋华人先辈长期生活在殖民势力底下,很多顾忌,以后他们到清朝晚期更是格于现势,不想来往原乡再受阻隔,并寄望联合清朝对抗西方殖民者,也就造成晚清南洋会党人物,宁可捐款支持清朝赈灾与战事,不惜支持子弟参加中法战争和甲午海战,却更加隐藏“反清复明”的历史。正如上述“大伯公”在清中叶以后的情况,历史文献总是语焉不详、摸棱两可,带给南洋华人历史或民俗研究诸多障碍,很难突破接近真相沟通点。儘管清朝驻英殖马来亚总领事张弼士曾在1909年以官职反映晚清民族立场,给槟城“大伯公”送了“丕冒海隅”匾额,高挂庙中央神位上方;可是,从英殖年代到马来亚独立,甚至本庙许多相关文字,也是几乎一个世纪避而不谈这块匾额,更不要说分析其典出于《尚书·君奭》:“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按孔传对上文的解说,是说“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则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无不循化而使之”。总领事以朝廷身份赠送“丕冒海隅”匾额肯定大伯公神祀,重点在强调先人为民族文化完成开疆拓土,庙众也不公然提及天地会,朝野暂时和解与一致对外立场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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