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述评

编辑部 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体育科学》2019年第8期


近10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述评

涂传飞

江西财经大学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回顾、总结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肯定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的改进措施等问题。研究表明,近10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逐渐多元、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初见成效以及呈现跨界研究趋势等方面。但此阶段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1)研究议题的同质化和贪大求全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问题的解释力不足问题;2)研究视角不够开阔;3)研究方法不够完善成熟;4)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及应用对策研究较为空泛等。建议: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和拓展研究议题、更新研究视角、完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探索、加强应用研究、加强跨界研究以及注重研究者自我提升等。


关键词: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探索;应用研究;跨界研究

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危机,同时在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背景下,对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为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并突出体现在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关民俗体育文化的选题指南和立项课题上。从2010年开始,民俗体育文化已被明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体育学的课题申报指南中。截至 2019年6月,以民俗体育为课题名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计有 28 项,也有越来越多地与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获得立项。这些课题除涉及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西部项目外,近几年也涵盖了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信任,也反映了我国急需富有价值的民俗体育文化理论研究来指导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迫切理论诉求。尤其在当下,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前空前重视,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会议前后陆续出台了与民俗体育文化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战略部署,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院在 2014年3月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在此背景下,认真梳理近 10 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总结其中得失,对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以“民俗体育”等为主题词,重点检索了2006-2019年6月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民俗体育文化相关成果,主要有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本研究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www. npopss-cn.gov.cn)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查阅了历年来有关民俗体育文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立项情况,此外,还查阅了学界出版的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学术着作,以便对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1 近10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概况


1.1 研究议题概况


近10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议题仍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俗体育文化变迁。如研究新疆哈萨克部落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生变迁的具体面向及其成因(祖菲娅·吐尔地 等,2014);2)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谢雪峰等(2011)就土家族“跳丧”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体育是土家族“跳丧”文化传承和主动转型的最佳路径与载体;3)民俗体育赛事。如探讨蒙古族“那达慕”这一民俗体育赛事的品牌建设及赛事推广策略(郝延省,2018);4)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如从产业融合视角阐明民俗节庆体育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两者互动发展的建议(周平 等,2017);5)民俗体育纳入学校教育和全民健身体系。如 构 建学 校体育 与 民俗 体育联 动 发展 模型( 张 弘 等 , 2012);6)民俗体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原生态保护。如白晋湘(2012)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为个案,提出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民俗体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构建模式;7)由于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因而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探索和方法论探讨等也是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议题之一,本研究将在下文中对这方面的研究议题进行详细评述。 


近几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的研究议题:1)陆续有学者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考证与挖掘,如对高句丽(公元前37-公元668年)时期墓葬壁画中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的整理(宋伟,2018);2)对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如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泰国东北部传统体育所做的调查研究(梁承美, 2017);3)对民俗体育文化与影视传媒关联的研究,如通过电影《阵头》反思当代中国台湾民俗体育的创新与发展(周传志 等,2013)。此外,也开始有学者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议题进一步细化,如对民俗体育文化中的能人群体(邢文涛 等,2016)或性别问题(吴林隐 等,2017)的探究等。 


1.2 研究视角概况


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能够紧跟时代,聚焦于民俗体育文化在全民健身、学校教育、体育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如崔涛等(2019)对校园民俗体育发展路径的探讨,张辉等(2015)对民俗体育文化经济价值的研究,郭兰(2012)对民俗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新策略、新路径的思考等。从这些成果来看,主要是从体育项目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在以倪依克(2004)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论题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民俗体育文化如何“现代化”的讨论中(白晋湘,2018; 段丽梅 等,2016; 李红梅 等,2008)。正是在此讨论中,提出了民俗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文化取向”问题。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奥林匹克化”?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模式进行改造是否就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出路?这些问题的提出,使部分学者改变了研究视角,他们不再按照现代体育的文化取向审视传统体育文化,而转向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意义与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等方向,如《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倪依克 等,2014)、《身体与精神双重构建下的民俗体育村落治理——以江西宁都“中村傩戏”为例》(廖上兰 等,2017)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 


来自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由于能够紧跟该学科的学术前沿,因此其研究成果从视角上更具新意。如《风险视角下的社区集体仪式——基于对浙东南钓艚社区挵龙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从玛丽·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理论视角揭示了挵龙这一民俗体育文化,为其文化主体提供了一种应对和消解转型期社区共同体面临社会风险的运行机制(陈相超,2013);《“标志性文化”生成的民族志——以滨阳的舞炮龙为个案》分析了舞炮龙的“国家化”历程,炮龙文化的生产及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实践逻辑(覃琮,2014)。 


1.3 研究方法概况


1.3.1 研究方法的应用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经典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民族志法等。从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纷纷结合自己的便利条件深入到我国基层进行了大量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基本上能够运用人类学经典研究方法。而在对民俗体育文化个案进行田野调查和观察访谈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志,作为一种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更多的研究所采用,如有学者基于一个村落舞龙活动所形成的民族志报告探讨了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作用(涂传飞,2011)。也有学者以田野调查报告的方式呈现其研究的个案,如谭广鑫等(2014)对侗族“抬官人”的田野调查报告。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以这种田野调查报告所形成的文本也就是对人类学民族志法的具体运用。 


除了运用以上人类学经典研究方法外,定量研究方法在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呈现,如赵然(2014)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法对民俗体育节庆仪式进行分析。也有学者在定量研究法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民俗体育文化的模型或评价体系,如鲁平俊等(2014)尝试构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的评价体系。 


①人类学通常认为,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1.3.2 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各种研究方法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陆续运用,有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反思。如杨海晨等(2012a)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在田野调查中应“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这一观点,反思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田野调查中的主位与客位关系、展示客观事实和对他者文化的阐释等问题。杨海晨等(2012b)还主张,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应采用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及模式比较法等对相似的民俗体育文化事项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王颢霖(2014)对民俗体育文化田野调查中涉及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关系、质性资料与数据收集及民族志写作范式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思辨性的反思。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认知逻辑起点、认知视角、田野调查、定量与定性研究法、文本表述等一些关键技术性问题进行反思,并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矫正策略(涂传飞,2010)。鉴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逐渐普及,也有学者介绍了民族志在国外的应用情况(田恩庆,2016),这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民族志方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这时期开始有学者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试图总结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的研究方法。如有学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多次研究,提出了以中国民俗体育中的身体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身体动作分析法(向有明 等,2013)。尽管身体动作分析法目前还处在完善和摸索中,但这种试图建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自身方法体系的尝试是值得期待和鼓励的。 


1.4 理论探索概况


在此阶段初期,学者们主要是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概念、特征和功能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如对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民间体育和传统体育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功能和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这时期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学者们主要是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就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一般性教材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性问题,如概念、特征、功能、学科体系等进行浅尝辄止的初步探讨,这是一门研究领域开始成长的必经阶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缺理论”——缺理论视角、缺理论建构,于是许多学者优先选取的“捷径”是借鉴现成理论来研究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运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如符号学理论(王若光 等,2013a)、结构主义理论(秦涛,2012)、互动仪式链理论(王洪珅, 2014)、文化空间理论(张世威,2015)、后现代主义理论(杨昆普,2014)、文化生态学理论(刘朝勐 等,2017)、阐释人类学理论(涂传飞,2010)、扎根理论(啜静 等,2017)等各种理论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均有所运用。这其中也有个别学者在其研究中积极与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如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马塞尔·莫斯的互惠理论进行反思和修正(涂传飞,2011)。近几年,陆续有学者开始积极尝试对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现代化、演进/变迁规律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刘昊航等(2010,2012)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知问题及价值演进规律问题的探讨,王若光等(2013a, 2014)对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逻辑起点及意蕴的阐释等。 


1.5 应用研究概况


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俗体育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等议题,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后,学者们积极探索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民俗体育文化如何实现产业化发展、促进地方社会治理、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民俗体育文化的项目化开发利用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1)在民俗体育文化的产业化开发上,一方面聚焦于民俗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如有学者提出了民俗体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的对策(康军标,2018);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关注旅游和体育产业兴起背景下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的保护和开发等问题(王世友 等,2018)。2)也有不少研究致力于探索和总结民俗体育文化促进地方社会治理的经验,如吴玉华等(2019)以瑞金冯侯庙会仪式民俗体育为个案,探讨了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3)在民俗体育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上,学者积极探索对策。如赵承磊(2016)研究了风筝文化促进潍坊城市化建设个案,并提出民俗体育文化参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冯宏伟(2018)对民俗体育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对策的探讨等。4)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化开发利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和以西方现代体育为模式的项目化整理上。如王斌等(2018)探讨了脱离文化母体的民俗体育在学校中仅作为体育项目开发所导致的困境及消解的对策;李春雷(2015)对“脚斗士”这一民俗游戏进行运动项目化改造的个案进行了探究;彭响等(2018)指出了将舞龙运动纳入全运会竞技比赛项目可能导致对舞龙文化的不利影响等。此外,也有学者积极参与到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相关的决策咨询和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如 2018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民委共同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凝聚了我国部分民俗体育文化学者的智慧。 


1.6 跨界研究概况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来看,近 10 年陆续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如对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身体意义的阐释(万建中,2016),城市化进程中北京高碑店高跷和花家地扭秧歌等民俗体育文化的传统化实践研究(康丽, 2009),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刘晓春,2016),对中国民间游戏的系统审视和总结(林继富,2016)等。此外,来自这些学科的部分学者指导其研究生撰写了关于民俗体育文化选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如表 1 所示。近年来,也有体育学领域学者将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民俗学、人类学等母学科的主流专业期刊上,如在民俗学专业期刊《民俗研究》刊出的《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郑国华,2017);在人类学专业期刊《思想战线》刊出的《生态平衡视野下少数民族节庆体育文化的适应与重构——以哈尼族矻扎扎节为例》(王钧 等,2016)。也有一些来自体育学界的学者受聘为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如中央民族大学韦晓康教授被聘为该校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王智慧教授被聘为该校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随着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被吸纳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二级分会,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与人类学、民族学等母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呈逐渐加强趋势。就跨境研究来看,近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与国外学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如在亚洲体育人类学学术大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国际体育史杂志》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与境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积极介绍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谭广鑫,2019; 涂传飞, 2017)。

1.7 小结


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研究议题逐渐多元;2)研究视角逐渐丰富;3)研究方法逐渐多样;4)理论探讨初见成效;5)应用研究初见成效;6)呈现跨界研究趋势。

2 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2.1 研究议题存在的不足


2.1.1 研究议题同质化,存在贪大求全倾向


从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议题来看,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同质化问题。学者们主要的关注议题集中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现状、传承模式或路径、对策、产业化、赛事化等。从研究议题容量来看,相当一部分研究关注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生存、发展的重大而迫切的议题,集中体现在学者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非物质遗产保护、传承发展路径和模式等重大议题的强烈兴趣上。即使有许多研究的立足点是某个民俗体育文化事项,但又往往在研究中陷入了贪大求全的误区,有研究仅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就急切地提出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应该“怎么办”——如何去发展、传承和保护等议题。这类研究不免存在问题尚未解析清楚明白(即“是什么”和“为什么”)就急于给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开“药方”的问题。


2.1.2 对研究议题所涉及的问题解释力不足


研究议题的同质化和贪大求全的倾向往往导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明确。这体现在:1)所研究的问题太大,难免导致对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只能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探讨,而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部分;2)过于关注宏观性的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相对细微的小问题,但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恰恰对我们思考这些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3)问题失真,甚至是伪问题,如有关民俗体育文化与非物质遗产保护和原生态保护的成果较多,但民俗体育文化是否都需要非物质遗产保护或原生态保护值得商榷,甚至这或许是一个伪问题。从现有的民俗体育文化成果来看,对问题解释力较弱的原因,除了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研究和调查能力有关外,也与研究者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程度有关,即对其本质属性认识存在偏差。另外,也与整个外部环境有关,人们急于寻找解决整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振兴发展的路径,学术界略显浮躁,总是试图迎合这种诉求,而忽视了对大问题中的小问题的深入思考。


①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毕竟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文化形态,它是在不断创造、变异和调适的过程中才得以绵延不绝地传承,它难免与当下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文明有很多不契合的地方,所以,我们难以做到原生态保护,而是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选择、改造与创新,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这与 E.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提出的“传统总是在发明和重新建构”的核心观点一致。如果某一民俗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遗产价值,理应得到保护,但保护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虽然保护有助于延续一种文化的生命,却无助于增强其生命力。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民俗体育文化有其自生自灭的规律,动辄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原生态的高度对其进行保护其意义值得商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且难以操作。从根本来说,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要按照时代要求进行“自我价值转化或增值”,以满足其文化主体的新需求


2.2 研究视角存在的不足


由于目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主要以体育学界学者为主,难免受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思维定势影响较大。此外,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来自体育界的学者对人类学、民俗学等母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视角的转变了解不够,从而影响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视角的更新,这导致仍然有学者坚持从体育视角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这种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以西方现代体育的标准和模式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将某一民俗体育文化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解释,这就很可能曲解它在原来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例如,对抢花炮活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从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探讨如何制定和完善抢花炮的规则等竞技体育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这种视角忽视了对该项民俗体育文化在其社会文化系统中意义的阐释。由于民俗体育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存续过程中往往涉及权力话语体系、宗教仪式、传统化实践/建构等。近年来人类学和民俗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视角转移到其中所涉及的“权力生产的运行逻辑”“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传统是一种话语建构”等方面,从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来看,从上述视角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 


2.3 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


1)许多民俗体育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的常规方法进入田野工作地时总带有一种以“体育”的角度审视该民俗体育文化的先入为主的误区;2)在具体的方法运用时不够规范。仅通过走马观花的常规调研方式,以座谈会或随机访谈的方式访谈当地的村干部或村民,并结合一些地方统计数据或调查问卷后就开始进行研究;3)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不够慎重。定量研究法虽然以表格、数据、甚至是模型来呈现,在形式上给人“漂亮”“科学”的感觉,但民俗体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量化研究法是否能够达成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及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具体而言,首先其数据是否真实可靠,问卷调查或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能否支撑研究者的立论;其次是定量研究法如何与定性研究法相结合,解读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意义,这都是定量研究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的讨论上,类似《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王若光 等,2013b)这种的纯学理性的研究方法探讨值得鼓励,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案例支撑显得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也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对某种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但类似研究比较稀缺。 


2.4 理论探索存在的不足


2.4.1 理论借鉴存在的不足


回顾近10年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发现,一个比较流行的研究套路是“某理论+某民俗体育文化个案”。这种借鉴和结合某个理论来解读中国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的研究思路本身是值得提倡的,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以时下流行的或西方的理论。一些热门的理论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青睐,基本上是借鉴源自于西方的理论为主,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论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尚未得到运用;2)对所借鉴的理论掌握不够。在理论借鉴的过程中,虽然研究者也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地学习,但有些研究者对其所使用的理论学习消化不够,一知半解甚至有所偏差。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民俗体育文化难免存在着契合度不足的问题,但多数研究在运用西方理论时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优化和改进;3)用所借鉴的理论整理事实。许多研究没有处理好所借鉴理论与事实(素材)的关系,过度依赖其所借鉴的理论,甚至被该理论所左右,“强行”用该理论范式去整理事实或机械地填充素材,从而使成果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2.4.2 理论建构不足


从近10年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在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仍有待于加强。其突出表现在事关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认知逻辑起点的若干核心问题上:1)民俗体育文化的核心概念问题。虽然学界也有过多篇关于民俗体育概念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仍倾向于把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化,把它视作是一种体育项目(张华江,2012)。2)民俗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学界目前只是停留于民俗体育文化一般属性的认识,对其最为核心的属性问题探索不够。甚至对其认识存在偏差,如有研究认为,健身性是我国民俗体育的元本质,是其区别于其他民俗事项的根本维度,竞技性是其作为体育的本质属性。3)何谓现代体育的问题。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把西方的现代体育等同于现代体育,如 Guttmann(1978)对现代体育本质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论取向,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走向现代的最终依归就是西方的体育模式。对以上几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探索不足,导致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思想被束缚,阻碍了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在实践上影响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 


虽然有学者尝试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进步仍不明显。一方面,研究仅满足于借鉴现成的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的尝试较少;另一方面,对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论体系建构的成果仍然是比较稀缺,缺乏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进行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论建设的积极尝试。 


2.5 应用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虽然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应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客观上促进了其传承和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1)在传承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上由于对个案和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往往导致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对策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2)在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上,研究过于片面地追求民俗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忽视了其内在文化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这可能反而会加剧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流失。3)在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化开发利用上,也存在如何突出自身特色的问题。如果一味地按照西方现代体育的模式进行改造,以削足适履的方式让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去适应西方现代体育的规范和标准,这可能会导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失去其自身特色,如将民俗龙舟改造为竞技龙舟、民俗舞龙改造为竞技舞龙。如何跳出现代西方体育的模式,我们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也缺乏深入的思考。 


2.6 跨界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跨学科研究上,尽管有民俗体育文化学者能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民俗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专业期刊上,但研究成果多发表在我国体育学术期刊上,这不利于扩大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中的影响。同样,来自其他相关学科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者也更倾向于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自己学科的主流期刊上,而对体育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体育学术期刊重视不足。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上,虽然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搭建了一个较好的平台,但其他相关学科与体育学学科之间的交流仍显不足。当然,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我国,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困境(Klein,2002; Sands et al,2010)。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学科壁垒,这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在跨地域研究上,虽然近10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做了大量个案调查研究,但不同学者所研究的个案之间相对孤立,联系较少,对相邻、相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合作不足,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协同团队。此外,虽然也陆续有民俗体育文化学者赴境外学术机构进修或访学,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仍以“请进来”为主,主要是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较少在国外专业的、主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也鲜有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

3 对今后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思考


3.1 细化和拓展研究议题


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应从细化已有的研究议题和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两方面提升研究水平。在细化已有的研究议题上,可以以某项研究议题所涉及的某个小问题、真问题为抓手,以此关照该研究议题所要探讨的大问题。应提倡学者研究民俗体育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小问题,将这类小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整体性考察。如果研究者能够着眼于个案中的某个问题进行研究,且后续也有研究者研究不同个案中的同一问题,那么,随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积累和深入,这个小问题将逐渐明朗,由此,其中所涉及的研究议题也将不断深化和明朗。如在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尝试仅关注其中的能人群体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就可以将这一问题与当前地方社会治理、村民自治建设、中央提出的鼓励发展新乡贤文化等更大层面的研究议题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立足于小问题着眼于大议题”的效果。 


在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上,除了紧密结合我国出台的与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大政方针以外,也应该紧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呈现出关于研究议题的新趋势、新动向,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如当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议题的重要转向是关注全球化和后现代背景下有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民生议题,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可以尝试研究所涉及的民生议题,如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社区的渗透,由此导致民俗体育文化的各种际遇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生存伦理和民生诉求问题,并尝试从中拓展出一新的研究议题。此外,人类学也日益关注与互联网相关的一些新兴研究议题,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也应积极介入到这些新兴信息技术与民俗体育文化相关联的研究议题中。


①如人类学学者康丽教授的《从传统到传统化实践——对北京现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续现状的思考》一文对北京市被拆迁安置的两个村改居社区高碑店村的踩高跷和花家地社区的扭秧歌两项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就是探讨民俗体育文化与当地民众生存伦理相关的研究议题——当地民众继续通过接续以上民俗体育文化再造“上楼”农民苦于寻求村落和地域认同,以此来表达城市化进程中当地民众的一种生存伦理。


3.2 更新研究视角


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需进一步更新研究视角,可以尝试从当今世界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出现的研究视角转换中汲取灵感。从以上学科最新动向来看,其研究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权力视角的引入”“文化建构的身体的视角”以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重新认识的新视角”等方面。因此,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视角展开:1)在民俗体育文化展演实践中,不应停留于对表演者健身价值的阐释,而应跳出“生物机体”视角对民俗体育文化主体的身体进行研究。将表演者的身体看作“文化建构的身体”是一个新视角,该视角可以拓展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解释空间;2)中国的权力观念历史悠久,体育与政治、意识形态及权力等都有密切关系,从权力的视角进行研究,无论是从个案还是从理论探索上都有潜力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可以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民俗体育文化中涉及的权力问题、政府与文化主体的动态关系等问题上;3)当前世界人类学民俗学界的共识之一是对“传统”的认识已朝向建构主义发生转变(周星,2016),所有的传统与民俗,均是于某种方式被人为建构和“传统化实践”(理查德·鲍曼 等,2006)的过程。这一认识论转变对于转换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视角也有较大的启发价值,有助于打破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真民俗”与“伪民俗”的二元对立。从传统是被建构的新视角思考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创造性建构的关系,对其中所涉及的身体表达、政治与权力话语、民俗体育文化的原生态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等问题都可能得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3.3 完善研究方法


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水平的提升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完善相辅相成,因而在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不断完善已有的研究方法,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如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法,虽然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但这并不排斥定量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谢宇,2018)。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时要慎重,在收集数据时要严谨,保障数据可靠,更要改善的是在解读数据时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改善目前研究中“有数据、无思想”“形式科学、内容”、甚至是“假数真算”的问题。 


其次,可以积极尝试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如比较研究法等(雷军蓉 等,2018; 杨海晨 等, 2012b)。在城市化进程中,同一民俗体育文化事项在不同地域、甚至是邻近不同村落可能会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这就有必要采用比较研究法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相同地区的不同社区、区域、流域、族群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也有学者以其自身的研究实绩展示了回访研究法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前景(何平香 等,2017; 郑国华 等,2008, 2009)。鉴于近10年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可以尝试前往先前学者的田野工作地进行回访和再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通过修正或完善前人的研究推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母学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作为一种记忆的重现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探索(杨海晨,2018)。当然,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一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方法和访谈法的区别,进一步总结在具体运用该方法时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应继续探索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特有的方法体系。胡小明教授及其团队曾从理论和研究实例上总结出身体动作分析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独特方法。虽然身体动作分析法仍有个别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例如,如何拍摄真正真实的身体动作影像,在动作参与式分析中如何处理主位与客位的关系等。但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运用该方法,并结合所研究的个案和已有的方法论完善这一方法。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创造性地构建“身体动作分析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研究方法的成功尝试来看,笔者认为,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在今后构建和创造自身特有的方法体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应提倡更多学者在其研究实践中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案例总结符合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这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3.4 注重理论探索


3.4.1 借鉴理论要严谨


在借鉴理论工具来解读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时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1)任何理论都有其解释力和阈限。借鉴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明晰问题,即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沉迷于堆砌晦涩的理论术语,将问题复杂化甚至是得出误导性的结论;2)避免盲目追随西方的、时下流行的理论,要以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为宗旨,只要是能够明晰或解决所要研究问题的理论就是适合的;3)西方的理论固然可以借鉴,但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不能忽视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理论来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而这正是今后研究中可以尝试拓展的理论视角,这也有助于克服西方理论与中国个案之间的张力。例如,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自古就与“能人/精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研究中涉及能人群体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应该是具有较好解释力的;4)不应被所借鉴的理论束缚自己的思想,敢于持有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并以个案中呈现的事实来对相关理论进行反思,甚至是对其加于完善,从而彰显出该研究的理论建构价值。 


在具体的理论借鉴过程中,研究者要注意以下几点:1)充分消化和理解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阈限、代表性人物及其核心观点、理论的产生演变背景等;2)充分证明所借鉴的理论与其所要探讨问题的契合性,即证明该理论是有解释效力的;3)在借鉴西方理论时不能满足于照搬,甚至要对其进行适当的优化,使之更加契合所研究的议题。如在使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转型理论来分析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问题时,就可以结合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来对其进行优化,使其发挥较好的解释力;4)将理论与个案结合时要注意的主导思想是“讲事实、明道理”,既不是空谈所借鉴的理论,也不是用该理论以喧宾夺主的姿态去整理事实。应以个案中收集的资料作为事实为依据,结合所借鉴的理论,在对这些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明道理”——进行更为抽象的理论归纳和提炼,这样才能将理论借鉴与个案呈现有机结合,避免理论范式与事实陈述各说各话的“两张皮”现象。 


3.4.2 注重理论建构


在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有以下基础性理论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1)民俗体育文化的核心概念问题。民俗体育文化是否就是如我们外来的研究者观念中的体育项目?在其文化持有者看来,该民俗体育文化又是什么?对该问题的讨论是民俗体育文化认知逻辑起点的根本性问题之一;2)民俗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民俗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否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被人为地建构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打破原有思维定势的束缚,更客观地看待和研究我国当下民俗体育文化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3)何谓现代体育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走向现代化并建立了其现代体育体系,但现代应该是一个全世界具有普适性的概念,现代体育也应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不同国家的传统体育也可以经由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体育之路,西方现代体育只是现代体育在全世界的一种具体形式。哈佛大学汉学家孔力飞(2013)认为,现代就是一种“现时的存在”,根据其研究理论,是否可以认为当下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正在发生的再造过程本身就是其走向现代之路的具体表现呢?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该问题对于更新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论基础,打破传统与现代体育二元对立、用西方现代体育来看待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思维模式,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审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中国本土人类学者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人类学理论,如均衡理论(林耀华,2000)、差序格局理论(费孝通,1985)。中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体育文化,也有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还有许多先辈学者进行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也有一批健在的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有其自身特有的哲学体系和认知体系。中国先辈学者在理论建树上的成功经验及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为构建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能。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应满足于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和完善,应致力于在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洞见基础上创建自身理论体系,如李亦园(1998)先生所说,“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 


3.5 加强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应用服务。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不仅是一门学术性的研究领域,其更高的旨趣在于关注民俗体育文化中的具体问题,通过研究加强实际应用。好的应用研究建立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等方面的问题。所以,研究者需要沉下心来以具体的、精准的问题意识为抓手,以此来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要研究该具体问题是什么,并对其进行解构,再探寻为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如此,解决该具体问题的对策也将水到渠成。如笔者调查了南昌市某村舞龙活动,在该村村民“上楼”后,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该村舞龙活动仍然在安置小区里延续,且当地基层政府也积极参与到当地舞龙活动的传承中。2018 年,南昌市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政策的出台导致该村舞龙活动的暂停,基层政府也立刻退场。面对这一问题,不应大谈政府如何加强领导、加强对当地民俗体育文化的资金投入,而应该着手分析地方政府出于环境治理的善意诉求与当地村民接续其民俗体育文化的诉求之间的矛盾,并对导致该矛盾的根源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提出富有价值的观点。 


在当前我国剧烈的变迁过程中,应在坚持民俗体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主动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探究为什么某一民俗体育文化会被特定文化主体建构出来,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告诉当地人与地方政府应如何传承该民俗体育文化。如此,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够与当代社会问题有效对接,并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应用研究。民俗体育文化学者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去,凭借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来帮助人们适应变迁,推动变迁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周大鸣,2006)。


3.6 加强跨界研究


1)来自体育界的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应重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扩大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这些学科中的影响力。一些国内母学科的知名学者也涉猎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体育界的学术期刊也应积极尝试刊发这些学者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团队的搭建上,积极吸纳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到自己的学术团队中。积极参加这些相关学科的学术会议,从申请旁听会议再到投稿参会,逐步融入该学科的学术体系中;2)相邻、相似地域的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应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争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协同团队,如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民族走廊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团队等;3)一些国外较好的学术期刊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文章,如 Modern China 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成果(Li,2013; Perdue, 1986);Asian Ethnology也刊登过有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一些成果(Li,2017)。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向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开放,如北美体育社会学年会、哈佛大学组织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讨会等。因此,我国学者应积极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或期刊将其成果介绍到国外。此外,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申报和研究中应积极吸纳国外同行学者加入。近年来,有学者获批了关于中国武术等选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译项目,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也应积极申请有关民俗体育文化选题的外译项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号召。 


①2018 年底,来自中国的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受邀参加了在温哥华举行的 2018 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年会。

②2019 年初,哈佛大学邀请了个别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在该校费正清研究中心召开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讨会上做有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学术报告。


3.7 研究者自我提升


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最终还是要落脚在研究者自身水平的提升上。随着近几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充实到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队伍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还不够扎实。学者应依托国内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大环境,通过到国内外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接受学历教育等方式提升自身水平。在国内进修方面,借助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平台和所在高校,积极争取到国内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母学科中进修和学习。据笔者了解,有学者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等母学科的研究机构进修和访学,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赴境外研究机构进修方面,近年来,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研修项目数量和种类逐年增加,也逐渐向地方高校倾斜;地方及各个高校的赴境外研究机构攻读博士、从事访学和博士后研究的项目也逐年增加。因此,学者要有信心申请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地方及所在高校的赴境外研究机构研修的资助项目,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

4 结语


回顾近 10 年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研究议题同质化,研究视角不够开阔,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应用对策研究较为空泛等方面的不足。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及整个国家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我国也对传统文化空前重视,这给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改进和提升相关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要参与到我国伟大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如此,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文化重建、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和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的大讨论中,才能更有效地与国内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才能真正使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成为一个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并富有生机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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